(落戶變難,來了 還是深圳人?)
#深圳落戶政策#
5月25日,深圳出臺《深圳市戶籍遷入若干規(guī)定(征求意見稿)》。
深圳是個移民城市,所以它的落戶制度,一定是立市之本。
意見稿的核心內(nèi)容只有一個,落戶更難了。
有人說,深圳不再友好。我看未必,這一波操作是奔著炒房去的。
看一下深圳樓市調(diào)控這幾個月的大致軌跡:
一月、二月嚴查信貸違規(guī)流入樓市。
三月打蛇打七寸,直接抓典型,深房理首先中招。
四月深圳市長換人。
五月修改落戶政策。
深圳的新政策,不是可能奔著樓市去的,而是肯定奔著樓市去的。
炒房方式千萬種,無非圍繞兩個核心:
弄到購房資格、弄到信貸資金。
與錢有關(guān)的東西都簡單,與人有關(guān)的東西才難。
《南方周末》此前出過一篇深度長文,以深房理為案例,大體列舉了幾個炒房路徑。
具體方式不表,只說案例名目。
借名額、入戶口、結(jié)離婚、公司買……
新政都一一破了。
比如這最后一項,公司買。
按照以往的搞法,很多人并不具備正兒八經(jīng)創(chuàng)業(yè)的條件,他們成立公司,僅僅是打著創(chuàng)業(yè)公司的幌子,搞到購房名額,還能獲得更便宜的信貸資金。
而意見征求稿直接將人才標準優(yōu)化。
底線要求調(diào)整為全日制本科,技術(shù)型人才底線要求調(diào)整為“中級職稱+全日制大?!?,技能型人才的底線要求調(diào)整為技師。
與其說是落戶更難了,不如說是炒房更難了。
深圳特區(qū)的建立,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奇跡。
四十年代,連年戰(zhàn)亂饑荒,規(guī)模性“逃港”已經(jīng)出現(xiàn)。
建國后,1962年、1966年、1979年,前后出現(xiàn)過三次規(guī)模性逃港。
最后一次最嚴重,而且是在春節(jié)前后。
當年的深圳河,一邊是荒涼,一邊是繁華。
十萬人逃港,四萬人上岸。
當年的廣東省,有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(wù),就是防止逃港偷渡。
廣東省主政者很快給逃港潮定調(diào):
這是人民內(nèi)部矛盾,不是敵我矛盾。
是矛盾總得解決,只要我們經(jīng)濟搞好了,這些跑出去的人總歸會回來。
廣東省很快將報告與建議呈報中央:
引進外資,在深圳建立加工區(qū)。
這是深圳特區(qū)的雛形,彼時,深圳還只是毗鄰香港的小漁村。
成立特區(qū),沒錢,有政策。相當于在南中國開了一扇窗。
彼時的中國,人們只知道它會前行,因為沒有退路。但并不知道會開向何方。
九年前,龔少專門去過一次蛇口港,也是唯一去深圳的一次。
遼闊蒼穹下,站在蛇口招商局舊址前面,那種震撼、厚重的感覺直擊內(nèi)心。
八十年代末,富士康建立了在大陸的第一家工廠,在深圳西鄉(xiāng)崩山腳下。
21歲的王來春成為首批員工。
比她小幾歲的周群飛,差不多同一個時間來到深圳。
15歲的周群飛,打工的第一站是一家手表玻璃小廠。
深圳和這些年輕的姑娘一樣,開足了馬力,向前奔跑。
她積貧積弱,她們也學歷不高。
時間就是金錢,效率就是生命。深圳是奮進的。
同時也是包容的,來了就是深圳人。
她們和這個城市共同成長。
若干年以后,周群飛帶出了藍思科技,成了手機玻璃大王。
王來春帶出的立訊精密,被譽為“小鴻?!?,本人也成了大陸女首富。
深圳和她們一樣,都寫出了自己的勵志故事。
今年兩會上,95后代表賴晨,向深圳市副市長直問:
來了就是深圳人,你說的是真的嗎?
當時的討論大都集中在落戶,以及與落戶相關(guān)的教育、醫(yī)療、社保的跟進。
也許是太過敏感,對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相談甚少。
住房。
有恒產(chǎn)者才有恒心,房子是家的錨。
一個城市的成長如同一個公司的成長,她越成熟,她的組織體系越容易固化,到最后尤其講究論資排輩。
其結(jié)果是對“新人”都不太友好,這是個規(guī)律。
所以,縱然嘴上喊著來了都是深圳人,但房價卻很誠實。
房價一旦上了三萬,就跟普通打工者沒什么關(guān)系了。
因為普通人夠不著,會變成富人的游戲,城市是富人的賭桌,房子則是富人的籌碼。
希望深圳這次為年輕人多承擔一些東西,也為有才華的年輕人消散一些東西。
最后聊一句,房價與購買力有關(guān),與人口凈流入關(guān)系不大。
而購買力這個東西,是一個十分值得玩味的事情。
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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